晉作家具獨特風格的形成是有其歷史地理與經(jīng)濟原因的

在眾多的地方家具流派中，山西地區(qū)的晉派頗有特色。前面我們敘述過在清以前并沒有形成地方家具流派，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地方流派都是清以后的。晉派家具大約形成于明永樂(1424年)以前，它注重實用且用料大器，追求一種威武、壯碩的風格，其造型淳厚，結(jié)構(gòu)嚴謹，做工精細，具有明顯的崇尚局部木雕裝飾的北方地方特色。這種民間木家具向以嫁妝和柜類的技藝精湛和鄉(xiāng)土味濃重而著稱，直到清代尚在沿襲生產(chǎn)。

晉作家具獨特風格的形成是有其歷史地理與經(jīng)濟原因的。據(jù)說，李自成兵敗之后.農(nóng)民起義軍卷走了京都的大量財寶，準備退居山西后東山再起，結(jié)果此事并未如愿，這巨大的財富流失民間，孕育了一個聞名海內(nèi)的行業(yè)，那就是山西的錢莊，又在錢莊的基礎上，形成了歷史上舉足輕重的晉商。這些聚財萬金的富豪，紛紛以巨金建造莊園，現(xiàn)今名揚四方的“喬家大院”就是一個典型。據(jù)說在山西，比喬家大院規(guī)模大的還有王家大院等許多名院。這些深宅大院，當然需要大量家具來陳設，所以晉派家具應運而生。又因明初，平陽府、汾州府、太原府一帶的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較快的發(fā)展，促進了商業(yè)繁榮，城池寺廟和民宅的相繼營繕，也推動了木家具的發(fā)展與提高。特別是太原府踞軍事要塞，社會經(jīng)濟有一定基礎，明初北塞軍事消費增大，商貿(mào)日愈繁榮，陽曲、榆次的木家具也得到大發(fā)展，并形成主要產(chǎn)區(qū)，同時也帶動了大同府家具業(yè)的興起。

晉作家具以漆木家具為主，它淵源于在山西建都的堯、舜漆器，后來則主要投向于推光漆、云雕、螺鈿和漆畫等技法的運用。

晉作木家具與漆木的發(fā)展，顯見是有差異，前者自古以來始終在延綿地漸進；后者則是間斷地、產(chǎn)地分散地推進，有的技法起步也晚。如果從時間上推斷，晉作家具大體上是由南向北的擴展，并遍及各地，其主產(chǎn)則以太原府、陽曲、榆次較為集中。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局面，這要從當時的歷史背景來分析。

首先是移民的影響。據(jù)史料記載，元末政治腐敗，戰(zhàn)亂頻繁，加上黃河決口、蝗災流行，中原一帶“赤地千里，荒無人煙”。毗鄰的晉地卻風調(diào)雨順，生活安定。于是中原人口大量入晉，使晉南一帶人口稠密，社會負擔沉重。明滅元之后，為了鞏固其基礎，在實施“休養(yǎng)生息”的政策的同時，自1368(洪武)——1419（永樂)的五十年間，以洪洞縣廣濟寺為移民點，組織了八次大規(guī)模移民，移民到了新地方，帶去了晉文化及農(nóng)藝、匠藝，其中也包括家具制作手藝。

馮驥才先生是一位民間文化的熱心保護者，他的《緊急呼吁——民間文化撥打120》（文匯出版社2003年1月版）一書中便提到了在北京的高碑店、呂家營一帶安營扎寨的山西古董販子，提到了他們所倒賣的家具、鐵鐘等古物，還用了“特別是山西人”的提法。

“大玩家”王世襄先生是國內(nèi)知名的家具收藏者、鑒定家，曾將明式家具歸納為“八病十六品”；他捐贈給上海博物館的幾件明清紫檀、黃花梨家具已成該館的鎮(zhèn)室之寶。他于1957年發(fā)表在《文物參考資料》（見《錦灰堆》一書，三聯(lián)書店1998年8月版）上的文章《呼吁搶救古代家具》中特別提到了山西家具，說：“幾個月前，北京市木材公司派專人去山西買舊木器，逐批運回來后，崇文門外紅橋市場上硬木材料滿坑滿谷，原來都是拆散了的家具，其中非常精美的紫檀龍大床也已身斷肢分，慘不忍睹。

我問當?shù)啬静墓镜耐?，為什么好木器不整著運回來。他說：成件的硬木器山西不讓出境，拆散了就可以隨便運，沒有人過問。反正我們賣材料，沒關(guān)系?！蓖跸壬@里也用了“山西的情形就更嚴重了”的字眼。

山西式樣的家具，行話曰“晉作”。它與蘇作、京作、廣作合為中國家具的四大流派。

晉作家具成派于清，體量朋碩，沉穆勁挺，框厚板實，大邊堅梆為之特色。其用料手面闊大，以當?shù)厮a(chǎn)核桃木為主，榆樺松杉輔之。

由于材質(zhì)稍遜，限制了雕鏤工藝的施展，于是便在漆工上做起了文章，鋪麻披灰，黑漆描金，十分的講究，如今平遙推光漆、絳州雕漆能成為特色工藝，與此大有關(guān)系。

而雕飾精微玄妙處，以牙板局部為最。硬鼓紋者，或回字紋，或拐子紋，軟鼓紋者，或如意紋，或赤虎頭草尾紋，皆素樸省略、扼要概括樣式也，雖有勾勒點染、鏤刊摛藻之備，卻無堆砌饾饤、尋章摘句之象，這與評判好文章的標準“辭約而事舉，言簡而意賅”似有同工之趣。

晉作家具做工精巧，玲瓏剔透之構(gòu)可與蘇作的靈空文綺軒輊，雄健凝重之態(tài)可與京作的雅致堂皇頡頏，鋪張揚厲之勢可與廣作的秾華靡麗伯仲，樣式則多為仿清三代紫檀工，乾隆味很濃。其結(jié)構(gòu)精密巧妙，紋式簡約洗練，虎腿花牙，束腰托腮，或雕刻鏤鑿，或螺鈿鑲嵌。

由于交通閉塞，滯于往來，晉北家具形態(tài)上更近乎明式，且蘊存宋

目前，能集中觀賞到晉作家具的地方有位于平遙縣城南大街的三晉大財東家私博物館（原為百川通票號），藏有萬余件清中葉之后的家具；位于祁縣縣城東大街的雨樓明清家私博物館（原為巨賈何氏家族的宅院），藏品有4000余件。另在幾處晉商大院內(nèi)也有精致收藏。

祁縣喬家大院中的犀牛望月鏡為鐵梨木材質(zhì)，上部鏡體為毛光玻璃，直徑一米左右，周圍有祥云映襯，為鏤空雕刻；下部是一只回首的犀牛，臥于基架之上，背馱鏡體。犀牛角目崢嶸，身甲清晰可見，四蹄形態(tài)，仿佛要騰空翔云，上下渾然一體，給人一種凝重威嚴、端莊樸素之感。通體呈重棗暗色，表面光澤四溢，不乏秾艷華麗。此鏡一座便重達一噸,目前已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一只九龍燈做工極為精巧，高0.9米，上刻九條蟠龍，其中的八條分上下兩層呈卐字型排列，中以一軸貫通，為烏木質(zhì)地。另一八條屏上刻傅山書寫的《文昌帝君陰騭文》，刻工真實地再現(xiàn)了傅先生掃帚行筆的灑脫自若、遒勁雄渾。

太谷三多堂中收藏有400余件明清家具，多為烏木、黃花梨木、核桃木制成。其中的五扇式百壽大屏風，花梨木框架，大理石鑲嵌，堪稱明清家具之極品。此屏高3.8米、寬5米，重達千斤，上鑲有92塊大理石，嵌石周圍以象骨包邊，其整體由15副榫卯組合而成，呈八字收縮狀，取內(nèi)斂外放之意，上部為云雷紋圖，中心為三晉書法大家，號稱三代帝師的祁雋藻的字跡，內(nèi)容為兩漢十八位名賢之箴言警句、訓詞忠告，兩側(cè)各立一對小獅子，口含絲帶，足蹬彩珠，屬厚重中的玲瓏，陡峻中的弛緩。

另有一大理石嵌幫的大煙榻格外氣派風致。榻上置一張小炕桌，為楠木葡萄癭剖制而成，圖案渾沌莽蒼、蓬蕪龐駁，依其尺寸，非千年古樹不能結(jié)。歲寒三友鏡之造型類似于犀牛望月鏡，只不過將“犀”之“喜”的諧音喻示，變得更具文人氣息罷了，其圓型鏡面也換成了山水紋飾的大理石。

而另一件羽毛鏡為乾隆年間的制品，方鏡之上以翠鳥之羽貼成一幅面積約半平方米的山水畫卷，至今仍熠熠閃爍、熒光映耀。館藏的多種椅子中，堪稱獨到者，是一對清式雙魚如意椅，其靠背上的鏤空雙魚取“圖心有意，意必吉祥”之趣，其造型之合度、比例之勻稱、花式之清雅、工藝之考究，難得一見。

第二，明建國以來的二百多年，為防范蒙古貴族的騷擾，自1386——1396(洪武)即致力于建立北塞聯(lián)防，晉商人由于承擔了兵站任務而致了富，商業(yè)更加繁榮，除晉中、晉南的商品擁入外，新安商人經(jīng)營的南貨也源源而來，這些都推動了晉派家具的發(fā)展，為永樂年間晉派家具的初步成熟創(chuàng)造了條件。

第三，1465（成化)——1571年(隆慶)明王朝與蒙古貴族和議之前，北塞“九邊”已成為全國性的消費大市場，商賈云集，貿(mào)易昌盛，再加上浮糜炫耀消費風氣的影響，推動了晉派家具的完善并成為明家具的重要部分。

晉作家具自萬歷(1573年)后，在蘇、廣、京等家具的相互影響下不斷匯流，并共同推動了明家具的提高，晉作的后期家具，日見精巧古趣和運線多變。廣作造型的古色古香，銅飾件的精致、大理石鑲嵌的悅目，雕漆的通法熟練、螺鈿的滿布自如等，也對晉作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效仿者并不少見。

與蘇、廣、京三地相比，山西畢竟交通閉塞，其家具所用材料也就只能就地取材，除松、榆、杏、楊外，最常用的是核桃木。這些木材雖說遠不及紫檀、紅木那樣珍貴，但它是山西土生土長的木種，具有地方特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它們被制作成家具后，多涂深棕色或桔黃色，外罩桐油。這也可以算作是晉作家具的另一個重要地方特色吧。